Tuesday, June 13, 2023
廢除漢字數十年後，韓國人如今為何後悔了……
在之前部落哥分享的文章中，有提到泡菜國興起去漢字化運動後陷入了尷尬境地。今天我們就來仔細說說，泡菜國的去字漢化運動到底是個什麼情況。
泡菜國的歷史，作為被國產歷史劇荼毒過的國人應該都耳聞一二。泡菜國自古以來就是種花家的附屬國，年年都要朝貢、進獻的那種。不過古代不叫泡菜國，百濟、高句麗、新羅、高麗都是它的曾用名。
要研究泡菜國去漢字化運動的前提是，先了解漢字是怎麼傳播到泡菜國的。15世紀對於韓國的文化發展史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15世紀以前的韓國是沒有自己的文字的！所有需要記錄的歷史、文化、傳統等等，使用的都是漢字。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在古朝鮮時期，漢字的儒家文化就通過商人傳播到了朝鮮半島。再後來，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後，新上任的老大跟唐朝處的好。所以與唐朝的政治、經濟、教育往來更加積極和繁榮，不斷派遣留學生赴唐求學，在9世紀時達到高峰。而且還不是什麼人都能到種花家學習，必須是貴族的子弟才行。學習了漢字的貴族子弟，又正是掌握了泡菜國命脈的一群人。所以很長一段時間裡，漢字在泡菜國都處於C位。
但是，15世紀以後，明朝的國力開始走下坡路，泡菜國就開始蠢蠢欲動了。朝鮮王朝的第四代大王、韓國國民永遠的偶像——世宗大王，讓鄭麟趾、申叔舟、崔恆、成三問等一批優秀學者，從朝鮮語的音韻和一些外國文字的外形上出發，創造自己的文字。也就是1443年公布的朝鮮文字——「訓民正音」（即朝鮮諺文），意為「教百姓以正確字音」，是典型的表音文字。
但是，君主想做沒用啊，貴族大佬不支持。大佬們認為捨棄漢字就是捨棄中華文明，泡菜國會再次變成蠻夷之邦。泡菜國的「優良傳統」就是，君主總是受世家貴族的挾制。這場去漢字化的運動就這樣擱淺了，但「訓民正音」的發布，代表著去漢字化的運動的基礎已經打好，等待的只是一個合適的契機。
後來，在二戰之後，當時的泡菜國領導人李承晚推行了廢除漢字的政策。這次去漢字化的運動最突出的成果，就是把官方文字全部由漢字變成了諺文。這個原因嘛，應該和被霓虹國殖民統治長達半個世紀有關，畢竟霓虹國的文字在那時很多都是漢字，這算是殃及池魚？
到了朴正熙時代，這位帶著泡菜國衝進「亞洲四小龍」的領導人，開始從根源上清除漢文化對泡菜國的影響，進行徹底的去漢字化運動。他禁止中小學生學習漢字，將泡菜國的首都漢城改名為首爾。他認為漢城，一聽就是中國人的城市，一定要廢掉。就這樣，短短几十年的時間裡，泡菜國的年輕人幾乎完全脫離了漢字。
很快，泡菜國人發現自己寫的史書自己居然看不懂了，古代書籍全部都是漢字，而年輕一代根本不曾接觸漢字。學歷史的韓國大學生紛紛哭暈在圖書館，所以很快又發起了反對韓語文字的遊行。嗯。。。彷彿反對建信號基站，沒信號後打不出電話又罵天罵地的沙雕既視感。
迫不得已，泡菜國就把漢字列入了「選修課」，但是這畢竟不是強制性的。就像現在我們大學裡的選修課一樣，摸摸你的良心，難道你那時候不是60分求過嗎？所以這一措施實際上並沒有什麼鬼用。
現在去韓國旅遊，還是能看到很多用漢字命名的名勝古迹，還有博物館裡展覽的各種史書子集。很多歷史文物種花家看得懂，說得出一二，泡菜國人自己卻雲里霧裡。
泡菜國的去漢字化運功，固然有其歷史原因，是歷史的必然結果。但擺在面前的事實，也不得不承認去漢字化運動，使泡菜國的歷史和文化都遭到了割裂，這是一場自毀式的文化滅亡運動。至於泡菜國今後會不會重新拾起漢字，這誰知道呢？反正也不關我種花家的事。
為啥說篡漢的王莽才是興復漢朝的最大功臣
始建國元年（9年），王莽代漢自立，建立新朝，史稱「王莽篡漢」。後世人無不將篡漢的王莽視為第一等的奸臣。但根據史料分析，王莽才是興復漢朝的「最大功臣」，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西漢從漢元帝開始走衰落，而造成西漢衰落的社會矛盾主要是三個：一是土地兼并；二是奴婢問題；三是豪強過大。由於各種原因，漢元帝之後歷代皇帝和執政者都沒能真正解決這三大矛盾。
隨著這三大矛盾所引發的社會矛盾越來越激化，西漢末年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只是個時間問題。如果大規模農民起義爆發，劉家江山必然是千倉百孔，就像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一樣。
但在大規模起義爆發的前夕，王莽通過和平方式取代了西漢，替代劉家成為起義的打擊對象。而王莽登基後實行的「書生腦殘」改革更是將三大矛盾全部引爆，百姓自然怨恨王莽而非劉家。
雖然三大矛盾都是西漢時形成的，但「雷」是王莽點的，百姓在怨恨王莽的同時自然認為還是劉家人做皇帝好。於是新朝末年的各起義軍基本上都打著「興復漢朝」的旗號，推舉劉家人為領袖。
可以說如果王莽沒有篡漢，大規模起義的矛頭必然指向劉家。後來東漢末年就是因為沒有王莽這樣的「功臣」，導致大規模起義直接指向了劉家，使得東漢末年「興復漢室」的難度突然升高。
弔死崇禎皇帝的「歪脖子樹」，300多年過去了，現狀如何？
弔死崇禎的「歪脖子樹」依然還在景山公園中，但時過境遷，原來的樹因為一些歷史問題早已經消失，現在的樹是20多年前移栽的。
雖然後世學者對明朝的褒貶不一，但有一點不可否認，明朝的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最有骨氣的君王。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信念貫穿到了明朝的每個時期，其中「君王死社稷」說的就是崇禎煤山自縊。
1644年農曆三月十八日，崇禎帝眼看李自成大軍破城而入，首先下令所有的妃嬪自殺殉國，其後又殺死了自己的女兒。第二天到了紫禁城北面的煤山，找到了一顆歪脖槐樹自縊身亡。
崇禎死後第三天，屍體被大順軍發現。當時被陳列在了東華門示眾，其後被葬在了田貴妃墓中。清軍入關後，為了籠絡漢族民心，所以將崇禎重新葬入了思陵，並且將煤山上的歪脖子樹加上了鎖鏈，稱之為「罪槐」。
終清朝一世，清朝的統治者都希望保留下這棵罪槐，因為這棵樹是明王朝滅亡的見證，也是清王朝崛起的象徵。同時這棵樹也可以時時刻刻警醒後世繼位之君，讓他們有所作為。
清朝末年，八國聯軍侵華期間，罪槐上的鎖鏈被掠奪。到了1966年，罪槐的樹皮被紅衛兵剝去，導致了罪槐枯死。後來為了銘記歷史，在1981年時，公園管理處栽種了一顆小槐樹，但因為這棵樹只有碗口粗細，所以在1996年又重新移栽了一顆約150年樹齡的老槐樹。
也正是因為以上種種原因，原來的罪槐已經消失不見，如今罪槐更多的只是一個象徵意義。
從鮮果長途運輸而不腐敗入手，看唐朝強大的驛站運輸能力
大唐不夜城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唐代詩人杜牧的一首《過華清宮》，留下了千古年來膾炙人口的佳句。詩人選取了唐玄宗不惜勞民傷財為楊貴妃供應荔枝這一史實，經過藝術加工，表達了對統治階級窮奢極欲、荒淫誤國的不滿，也讓後世的我們知道，原來在唐朝時期，身處北方地區的楊貴妃，就可以通過長途運輸吃到新鮮的南方荔枝。
那麼，嬌嫩的荔枝，即使在科技高度發達的現代都難得以長期保存，在沒有高鐵和空運的唐朝，古人又是如何做到讓荔枝快速做到從南跨北抵達長安的呢？這就要提到唐朝的驛站了，驛站並非唐朝才有，從周朝就有了驛站的記載，但是唐朝時期的驛站比起前朝更發達，已經形成了全國統一的運輸網，連遼東，嶺南之類的偏遠地帶都被驛站覆蓋，而在發達地區的驛站久經考驗，運力更是堪稱上佳。
楊貴妃像
楊貴妃能吃到荔枝這一事實也反映出唐朝驛站運輸能力的強大，但是這個所謂的強大，只是建立在合理區間的範圍內，要是像如今的快遞一樣，那麼楊貴妃早上想吃估計下午就送到了。比起今時，唐朝的驛站運輸主要靠人力、馬匹、畜力以及船隻，類似於今天的平郵和加急。國家頒布了針對驛站的律法，從驛站設置、人員構成、傳遞速度、後勤保養等諸多方面都做出了具體要求，對違反者要施以相應的刑罰。
因為唐朝的疆域之寬闊，遠遠超過秦漢時代的疆域面積，所以對信息的掌握要更具時效性，因此國家對驛站的要求較為嚴格，在《唐六典》中對驛站的方方面面，大大小小都做出了嚴格的規定，接下來讓我們走進唐朝的驛站，了解一下驛站的具體工作內容，來推測楊貴妃吃的荔枝來自何處。
唐朝驛站
唐朝驛站的具體規定
唐朝的驛站均勻分布在全國，按照規定每隔三十里設置一處，但是在一些地形特殊處，如高山大川，沼澤湖泊等不便行走之處，驛站的設置就按照最優地勢設置，不必三十里，但是至少保障到達時間即可。據《唐六典》中記載：
「全國驛站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陸驛，八十六所水陸相兼。」
除了驛站分布廣，驛站的驛夫傳遞效率也是極高的，唐朝從事驛站服務的人員超過兩萬人，這其中從事傳遞工作的驛夫大約為一萬七千人，並且按照比例為這些人配備了驛馬，驛驢，驛車，驛船等用於運輸，
驛夫形象
驛夫不論天氣好壞，路途坎坷，只要接到上一個驛站傳遞來的物品或者信件，就要快馬加鞭，即刻啟程，按照時限傳遞到下一個驛站，如果耽誤了進度，就要受到嚴厲的懲罰。唐代對驛夫的行程也有明文規定，在用驛馬傳遞時，普通物品或者信件一天要走一百八十里，皇宮的政令或者貶官文書之類重要文件要日行三百里，最快的情況下如大逆謀反等緊急情況要日行五百里；步行人員要日行五十里；逆水行船時，在河裡要日行四十里，在江里要日行五十里，在其他水域里要日行六十里；順水時要日行一百到一百五十里。比如天寶四年十一月九日，安祿山在距離華清宮三千里外的范陽謀反，六天後唐玄宗就得到了這一消息，這就是按照最快速度日行五百里規定的，可見，唐朝的運力設置是比較科學貼近實際的，並不是隨意設置的。
除此之外，唐朝的驛站還可以提供讓驛夫休息的房間和食物，並且可以稱得上是豐屋美食了，對人員的照料，對馬匹的餵養，物資和信件的保存，備用馬匹車輛的管理，也都有明確的要求，這些要求也都是為了保障運力。另外，驛站甚至有可能配備了達官顯貴才有能力建造的冰窖，才能為荔枝保鮮。
貴妃吃的荔枝從何而來
世人皆知貴妃愛吃荔枝，但是又有誰能說清貴妃愛吃哪裡出產的荔枝呢？中國幅員遼闊，地大物博，在四川、廣西、廣東、江西、福建等地均有荔枝生長。
荔枝
有觀點認為，市場上品質最優秀的荔枝基本來自廣東嶺南地區和福建地區，關於讚美荔枝的詩詞多為描寫這兩地的荔枝，四川荔枝市面上並不多見，從品質上說楊貴妃應該更青睞嶺南或者福建的荔枝。也有觀點認為楊貴妃其父在蜀地做官，她從小生在蜀地，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她愛吃蜀地的荔枝也合乎情理。關於此事，歷史上並無明文記載，我們只能憑藉史料進行推斷。
自古以來，讚美嶺南荔枝的詩詞文章有很多，蘇軾曾寫詩讚：「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杜甫和楊貴妃處於同一歷史時代，也留下了「炎方每續朱櫻獻，皆是嶺南貢荔枝」、「憶昔南海使，奔騰進荔支」這一的詩句，而司馬光更是言之鑿鑿在，據《資治通鑒》中記載：
「妃子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
可以看出，從古至今，由於水土的原因，嶺南荔枝都是上品，似乎沒有產生過什麼劇變，而且唐玄宗和楊貴妃身邊的紅人宦官高力士，本身就是廣東人，考慮到他的阿諛奉承之能力，既然知道貴妃喜歡吃荔枝，肯定想方設法從家鄉運來荔枝取悅貴妃和皇上。當朝宰相張九齡也是廣東人，雖然不比高力士般下作，但是取家鄉特產來表達人情世故似乎也無不妥。
古荔枝道
不過考慮到古代和現代氣候，自然環境的差異，四川南部地區盛產荔枝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據《成都方誌》中記載：
「荔枝道起自涪陵城西荔枝園，北渡長江，經墊江、梁平、開江、達州，從陝西西鄉快馬入秦嶺子午谷，至長安。」
雖然現在關於四川的荔枝記載屈指可數，但是可以看出涪陵地區曾經是有荔枝生長的，而且規模不小，運送荔枝的道路甚至被命名為荔枝道。而且史書明文記載楊貴妃長在蜀地，雖然在長安得到唐玄宗的萬千寵愛，但是難免思鄉，睹物思懷，所以愛吃家鄉的荔枝更是情理之中。
至於福建的荔枝，是在唐代以後才出名的，所以可能性不大
從驛站運力推斷荔枝產地
現在有了推論，那麼如何驗證呢？我們就要回歸到驛站的運力了，據《新唐書·玄宗貴妃楊氏傳》中記載：
「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驛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
荔枝運輸路線
嶺南和涪陵離長安都有不短的距離，而荔枝又及其難以保存，白居易曾經提過，若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則香變，三日則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不能說這一描述百分百準確，但可以看出荔枝保存時間確實是極短的。基本到第三天就沒有味道了，所以驛站要確保荔枝的新鮮，如果不新鮮，恐怕歷史記載就是楊貴妃一看辛苦運來的荔枝是臭的，氣的讓皇帝砍了驛夫的腦袋了。
假如荔枝從嶺南來，在嶺南採摘後，要在山高林密的地區跋涉至韶關，翻越大庚嶺進入江西，沿陸路北上進入九江，換水路逆行過武漢，跨越湖北隨州，從平原進入關中直達長安，跨度為五千餘里，就算不計算水路，以最快的日行五百里的快馬，也要持續運輸十日，即使用冰來保存，荔枝也無法做到保鮮。
如果是從四川東南部的涪陵採摘的荔枝，採摘的荔枝用冰來保存，然後橫渡長江，換馬匹走山路北上（山路就是指魏延要奇襲長安的子午谷），跨度為一千五百里，大約三日可達，或者從大路出發，經涪陵將荔枝運輸到成都，走大路至長安，也不過一千九百里，三日半即可抵達。
部分唐朝驛站圖
銘儒點評
了解了唐朝驛站的制度和運力，我們大約推斷出楊貴妃愛吃的荔枝是從涪陵來的，涪陵至長安要跨越秦嶺，驛夫面對複雜的地形，惡劣的環境，甚至有毒蟲猛獸可以危及生命的事物存在，能保證按照規定的時間行走，充分說明了唐朝驛站制度的合理性和後勤保障的優越性。
其實，唐朝的驛站可不僅僅是為了送荔枝存在，唐朝對外征戰多年，邊境狼煙不絕，內部也存在割據現象，因此長安必須要擁有優秀的信息採集能力才能確保國家的長泰久安，在科技不甚發達的古代，憑著人力行走，編織了縱貫全國的信息和物流網，足以說明唐朝驛站的發達。
參考文獻：
1《唐六典》
2《資治通鑒》
3《新唐書》
4《成都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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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怎麼看時間？看看先人運用智慧製作的這幾個計時裝置
關於中國祖先應用古代計時的器械，早在春秋時期就有所記載。
《史記·司馬穰苴（ráng jū）傳》記載了這樣一段文字：
「穰苴既辭，與庄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己之軍而己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庄賈乃至。」
簡單翻譯一下，大體故事是這樣的：
春秋時期齊國大將軍司馬穰苴與監軍庄賈約定
第二天中午在兵營門口相見。
司馬穰苴先趕到軍中，立圭表、下漏刻
等待庄賈的到來。
結果驕傲的庄賈由於被親戚朋友拉去飲酒，
日過中午還沒有去軍營。
司馬穰苴就推倒表桿、關掉漏刻，
開始對軍隊下達命令。
等到庄賈趕到後，執法如山的司馬穰苴就把他殺了。
司馬穰苴用來確定時間的儀器是圭表和漏刻，
是古代最重要的兩種計時儀器。
漏刻示意圖
實物圖
實物圖
漏刻
漏刻是一種運用機械原理的計時器，
主要由漏壺和箭刻組成，
根據漏壺中水位的高低來度量時間，
箭刻上所刻的就是表示時間的刻度線。
在商代後期，
中國出現了把一晝夜分為100等分的
百刻計時制並一直沿用到了清代。
百刻制的出現使中國古代有了統一的計時標準。
至遲從周代起，
國家開始使用漏刻計時並設立專職機構管理時間。
秦朝太子宮中設有「太子率更令」一職，
負責管理漏刻，為皇太子服務。
到西漢制定《太初曆》時，
漏刻開始成為天文計時儀器、由「太史待詔」掌管。
另外，漢代光祿勛下設「郎官」一職，
負責用漏刻為皇宮日常生活、禮儀制度提供時間服務。
這三套管理漏刻的制度也被沿用到清朝。
圭表示意圖
圭表實物圖
圭表
將一根木杆垂直地插在地上就形成了表。
可別小看了這根簡單的木杆，它可是中國最古老的天文儀器。
古人用它不僅可以確定南北方向，還可以測定節氣與時刻。
土圭是一種構造簡單、直立於地上的杆子，
用以觀察太陽光投射的桿影，
通過杆影移動規律、 影的長短，以定冬至、夏至日。
《尚書·堯典》中記述土圭始於堯帝時期(前2357 -前2258)，
史學界認為「堯典」不是堯時寫的， 是周代史官根據傳聞編寫，
後經春秋戰國(前7世紀~前2世紀)時儒家陸續補訂而成。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
至遲在公元前7世紀，
掌管天地四時的官吏已使用土圭分出二分二至，
確定一年為366天。
到殷商時代(前1520~前1030)測時已達到相當高的精度，
其干支記日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由於土圭的構造簡單，但不易掌握，所以逐漸發展為圭表。
《隋書·天文志》將圭表的創造追溯到公元6世紀，
南北朝梁武帝天監年間(503~519)祖暅（xuǎn）(祖沖之之子)
造八尺高的銅圭表，觀測圭上表影的長短，測定時間。
但1965年江蘇儀征東漢慕(25-220)出士了一件青銅鑄的圭表，
這說明圭表的創製和使用要早於記載幾百年。
待到《元史·天文志》，對圭表的形制、構造、材質都有詳盡的記述。
早先的表和圭是單獨的兩件儀器，
土圭是一種玉制的尺子，長約一尺五寸，用來量度表影的長度。
對於居住在北半球的人來說，
中午表影總是在表的正北方向，
於是古人就用石頭從表基開始沿著中午的表影砌一水平的圭面，
並在上面刻上刻度。
這樣人們就可以直接從水平圭面上讀取表影的長度，
圭與表也就合二為一了。
春秋末年的《考工記》是一部記錄手工業技術的書籍。
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找到最早的立表定向的方法。
首先，把一小塊地整平，把木製或竹製的表插於其上，
用一個掛有重物的準繩來把表校準，使之與地面垂直；
其次，用圓規以表為圓心畫圓。
在日出和日落時分別觀察表影，標記出表影和圓相交的兩點，
過這兩個交點的線所指示的方向就是正東、正西。
到這一步還不算完，
古人還要白天通過觀察中午表影的方向，
夜晚通過觀察北極星的方向對其進行校正。
故宮的日晷
日晷
日晷
日晷應該算是比較常見的，可以在故宮或者古城見到。
觀察一年中正午日影的長度能夠定節氣，
而觀察一天中日影方位的變化可以定一天中的時刻。
早晨，太陽從東方升起，它的影子投向西方；
中午，太陽在正南方，它把影子投在了正北方；
傍晚，太陽落人西方的地平線，它的影子又轉向東方。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太陽的影子都這麼規律地變化著。
日晷就是利用日影的這個規律，觀看時間。
日晷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水平放在地面上，刻度不均勻的地平式日晷。
另一種是日晷面與赤道面平行的，刻度均勻的赤道式日晷。
考古學家曾經先後在內蒙古呼和浩特以南
和河南洛陽金村發現了兩塊正方形的石板，
石板中央有一個深圓孔，可插類似晷針的東西。
外有一大圓，圓周上有69個小孔，
等間距排列，孔間間距為圓周長的百分之一，
標有1~69的數字，並以細線與中央大圓相連。
另有31個空位置。
根據推測，
該石板是一種使用百刻制的赤道式日晷。
晷針在石面上投下影子，影子不停地移動，每移一格就是百刻制中的一刻。
沒有找到古制的香篆，跟這個類似
香篆（zhuàn）
據宋代學者薛季宣說，
除日晷刻漏之外，
有一種香篆鍾於12世紀中葉在中國流行。
荷蘭高羅佩著《狄仁傑斷案傳奇》中，
記述了唐宮計時用的香篆鍾為梅花形黃銅盤，
盤子內梅花五瓣，各繚繞著一圈盤香， 用以計時焚熏，稱為「五孕祥雲」
還有一類採用機械傳動結構計時，有渾天儀、水運儀象台。
由於文字比較多，將在下一篇詳細介紹這兩個。
同学们看看
某日，校长在上课前随便走进一间教室准备听课。
上课铃响起，地理老师拿着一个地球仪走进教室，
放在讲台上，回过礼后，
问同学们道：
“同学们看看，今天教室里多啦个神马东西呢？”
学生们一奇答道：“校长！”
老师怒道说：“校长是东西吗？！！！”
一学生回答：“校长不是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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